杜維明：文化復興需接儒學之根

　　本報記者專訪新儒家學派代表學人杜維明：

　　文化復興需接儒學之根

杜維明為本報讀者題字。

　　1月18日，剛剛獲得央視“中華之光——傳播中華文化年度人物”的現代新儒家學派代表學人杜維明來到深圳，參加“儒家思想與當代中國文化建設國際學術研討會”。本次會議由深圳大學主辦，深圳大學國學研究所承辦，來自中國大陸、香港、臺灣，韓國、馬來西亞、美國等的127位儒家學者思想交鋒，杜維明教授也發表了自己的觀點——仁是儒家的核心價值。在中國走向復興的大背景之下，新儒家哲學將扮演什么樣的角色？經歷風霜的儒家能否擔當重責？如何延續儒家“斷裂的傳統”？且看本報記者對杜維明的專訪。

　　儒家傳統是我們文化的DNA

　　記者：在中國走向復興的道路上，您認為儒家哲學對我們文化復興的意義是什么？

　　杜維明：中國要走向復興必須走自己的路。但我不認為我們現在已經有了成熟的中國模式。我們有經驗，有路線，但是沒有模式。在這樣一個情形下，儒家傳統的重要性更加凸顯，它是中華民族文化認同最重要的資源，是我們文化的DNA �，F在的問題是，怎樣把儒家里這些內在的、最好的價值浮到臺面？

　　我覺得現在最大的考驗是中國的精英階層。精英有政治精英、媒體精英、學術精英、商業精英等等，這批人經過橫向溝通之后，希望今后中國成為怎樣一個中國？儒家提供了很有參考性的思想基礎。比如，“恕道”也就是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以及“仁道”也就是“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等。

　　另外，在此基礎上，需要塑造中國民族新的人文認同。這個認同首先是開放的，不僅對外開放，對內也要多元包容。其次這個認同還必須具有反思能力。

　　記者：您認為現在這批精英能夠達成共識么？

　　杜維明：這個過程是漫長的。我們現在是有精英，但是精英往往在維持自己的利益。不過，這也可以理解，世界其他國家的精英階層也是如此。一個好處是，現在我們的精英階層來源更寬泛了，有的是來自商界，有的依靠自己的才藝。一個共同點是，這批精英都希望自己的下一代能夠生活得更好、更高尚。就像比爾·蓋茨，如果不是他的家庭對他的熏陶，我想，他不會做這么多慈善。在中國也一樣，這一代的精英階層，也有可能會孕育出類似比爾·蓋茨這樣的精英第二代。

　　記者：您說過，儒家的夢是大家都可以做的，具有普適性，如何理解？

　　杜維明：儒家講仁義道德，講和平共處，講天地人和諧，它不是侵略性的，這樣的夢當然大家都可以做的。不僅中國能做，印度、日本、韓國都能做。

　　反過來看美國夢——每個人都要有房有車，一年之中還要到世界各地旅游幾次，這樣的夢，如果人人都去做，我想十個地球都不夠。美國夢更物質化，它帶來了很嚴重的問題，比如美國的汽車文明，造成了地球多大的負擔！

　　記者：現在社會上開始出現一些“讀經班”、“書院”，動畫片《孔子》熱播，儒學熱越來越火，您認為，這把火是虛火還是實火？

　　杜維明：我認為當下出現的儒學熱不是表面的，它會持續下去。它反映了一般人很強烈的意愿，但是并不很深刻，要它深化下去，過程會很慢。

　　比如，你提到的書院，我們現在發展的書院跟中國傳統的書院，甚至是現代日本韓國的書院都還有很大距離。韓國的成均館有600年歷史�，F在，北大和河南省政府合作正在搞嵩陽書院，我想10年之后吧，書院會慢慢開始有規模。

　　但是，在開始建設的過程中，不一定很到位�，F在追求利益的人很多，不排除有人搞儒學培訓是為了賺錢，但跟以前比，社會基礎深厚多了。

　　假如儒家在中國大陸不能健康地發展，那儒家就沒有前途

　　記者：有一種觀點認為，中國文化傳統斷裂的苗頭始于五四新文化運動，那時對傳統文化的激烈批判，導致了一些不可預想的后果。對于五四，您怎么看？

　　杜維明：你問的這個問題網上討論非常多。我的觀點是，我們對五四的了解還是太片面了。因為五四是強烈的愛國主義和強烈的反傳統結合的產物，它發生在矛盾沖突非常嚴峻的時代。有一點，我們不要忘記，五四的那些知識精英，他們成名的時候都是20多歲，胡適26歲做北大文學院院長，蔣介石做黃埔軍校校長也才32歲。年輕人氣壯，講話偏激。但我想當時他們的基本判斷是對的。

　　五四時期，大家一方面認為中國如果不西化沒救了，另一方面又有強烈的自信，認為中國一定能把帝國主義趕出去。這兩種力量結合起來，用現代心理學來解釋就是：強烈地認同西方又強烈地反西方，強烈地認同傳統又強烈地反傳統。美國有一位極杰出的學者列文孫提出過一個觀點，他認為當時的五四知識精英在感情上與中國傳統文化有千絲萬縷的聯系，但在理智上已經拒絕了傳統。對西方呢，則是在理智上強烈認同，但是在感情上接受不了。所以在五四時候，無一例外，西方主要的思潮都在中國有市場。馬克思主義就是來源于西方又強烈地反西方，在那個時代背景下，它對中國有不可抗拒的吸引力。我個人對五四的評價是這樣：我們還要進一步了解五四。

　　記者：您認為，五四對儒學的批判對儒學而言，是不是毀滅性的打擊？

　　杜維明：不，我不這么看。我反而認為，五四對儒學的進步有非常大的貢獻。因為它把儒家傳統上的或者說實際上的或者說想象上的各種不同的弊病，用放大鏡放大了一百倍。在人類歷史上，重大的精神文明，不管是基督教還是佛教，都沒有經歷過這樣的摧殘。經過這樣全面的摧殘，儒學還能活下去，它就是練成金剛身。它歧視婦女的傳統、它的等級制傳統、它和農業社會的傳統等等，弊病全部暴露出來了。

　　但是，這些年，我們觀察儒學真正發展得比較好的國家，它們都沒有這些弊病。比如，韓國、日本、新加坡當今都不是農業國家。再比如，五四批判的儒家和專制政體的關聯，韓國、日本、新加坡都是民主國家。不過，假如儒家在中國大陸不能健康地發展，那儒家就沒有前途，其他地方再怎么發展都是邊緣了。

　　所以，我在上世紀80年代做了一個重要決定。我們這一代沒有人做這樣的決定，就是嘗試在大陸常住。余英時他們來大陸開會，都是開完就走。上世紀80年代我在北京師范大學住了一年。1983年，我到了北大和77、78、79級的學生結下不解之緣。

　　記者：為什么您會做這個決定呢？

　　杜維明：做這個決定，因為我了解到大陸情況不改變，海外儒學發展得再好都沒有意義。上世紀80年代我就問兩個問題：一是，到底健康的儒學在中國能不能發展？二是，中國能不能培養出一個獨立的知識分子群體？當時，我的答案就是肯定的。后來的發展驗證了我的觀點。這30年儒學在大陸的發展非常健康。另外，大陸當然有一批相對獨立的知識分子。80年代，我就很清楚，大陸能發展健康的儒學，它就會有長期的、深厚的影響，不會很膚淺。

　　儒學熱會長久持續下去

　　記者：您說大陸的儒學已經開始健康發展了，這種“健康性”表現在哪些方面呢？

　　杜維明：儒學要健康發展，它一定是全面的。首先，它在政治上的阻力逐漸減少，不但減少，還有相當部分的官員愿意發展儒學，孔子學院就是很好的例子。

　　再比如企業界，很多年前，在濰坊我參加過一個企業界的儒學學術會議，看到了企業界對儒學的熱情。鳳凰衛視的劉長樂說，將來中國儒學的發展要靠企業家，因為學界象牙塔有限制，只有企業界的人，他們有視野，有資源，可以獨立發展。比如，中山大學的黎紅雷，他們做的國學商道人文企業家高級研修班，多少企業家追捧。當然，還有媒體對儒學的認同。

　　再來，就是社會，民間。我所知的，大連有一個白云書院用3年的時間，教小朋友背弟子規、三字經、百家姓、千字文。這是公開的、不收費的。我記得20多年前，袁行霈在北大講國學，當時《光明日報》出了一則報道，說國學悄然在燕園興起，那會就一陣熱，很快過去了�，F在的儒學熱會長久地持續下去。

　　記者：包括這次“儒家思想與當代中國文化建設國際學術研討會”，您覺得這也是儒學健康發展的一部分？

　　杜維明：當然！這次的會議是一個起點，假如深圳決定，讓深大國學研究所每年辦一個這種類型的高品質的國際學術會議，維持3年，慢慢地這就會變成一個運動，儒學研究的高峰的運動。這次來的，真的都是做儒學研究最好的一批人。

　　記者：您從哈佛大學榮休之后，回到大陸，現在的身份是北京大學高等人文研究院院長。您是帶著怎樣的理想回到大陸的？

　　杜維明：我的意愿是能夠創造大陸儒學教育的條件。我以前很樂觀，認為回到北大，也用個10年時間，北大一定能成為儒學研究的重鎮�，F在我不這么看了。

　　因為大環境太差，太差有很多方面。第一，我們對整個人文學根本沒有了解。像北大，嚴格意義上可以說是商科、理工科大學。北大文史哲學科全部的投入不到光華經濟管理學院1/4，那不能跟美國的精英大學相比。第二，真正進入這個領域的學生，自愿進來的特少。最近，學生們告訴我有個順口溜說的是“不孝有三，第一是學文。第二是考研，第三是沒有對象”。這樣說來，我也是“不孝”的人。

　　現在北大的博士后，大多是因為找不到好工作，所以才來讀的�，F在很多青年人的愿望是做一個公務員。這個我完全不可想象。要知道，在哈佛念一個博士后，地位比誰都高。第三就是，學生不用功、程度不好，沒有國際視野。

　　記者：在美國情況完全相反？

　　杜維明：我舉個例子。上世紀80年代，在美國研究中國文化的都是精英中的精英。

　　這些人是商科、理工科搶都搶不到的�，F任中國美國商會會長孟克文先生是在大學畢業之后，找不到與中國文化研究相關的工作，才去了摩根斯坦利。后來他在這家銀行做得非常好，三級跳。我很驚訝，問他怎么回事。他說，只要搞過中國古典文化研究，其他都是小菜一碟。這是他們的程度。我們這學生還不行，可能慢慢會好。我做一點是為了向世界證明，我們國家還有一批動心忍性研究中國歷史哲學的人。你不做，下一代人做更困難。但如果成功，就是意義。

　　儒學被列入哈佛通識教育課程

　　記者：談談您的學緣吧，在您的早期教育里，東海大學這一段對您后來治學有何影響？

　　杜維明：我是臺灣東海大學第3屆畢業生。應該說東海大學前5屆是有共同經驗的�，F在的東海完全不一樣了。東海大學對我影響極大。

　　我在中學時期遇到一位啟蒙老師周文杰，周文杰的老師是牟宗三先生。1956年的暑假，我在師范大學聽牟宗三老師講中國哲學的課，牟先生講課義理非常清晰，是另外一個視野。那個時候我在“建國中學”念書，“建國中學”大半的同學都進臺大，受楊振寧的影響，大多都念理工。聽了牟老師的課之后，我決定上文科，上東海，跟牟宗三先生。當時我父母認為，進東海就要學外文，不能學中文，學中文就是墮落。不過，念了一年之后，我還是決定轉到中文系。

　　當時東海沒有哲學系，哲學的課程在中文系里教授。東海中文系前3屆，每一屆都是7個學生，教授反而有十幾個。我們那一屆，真正愿意學的就3個人，所以后來重要的課都在教授家里上。還有一個特點，就是東海教英文的老師，多半是美國精英大學的畢業生。大學生學會幾句英文，就開始進行文明對話了。

　　記者：您后來去了哈佛念書教學，把儒學也帶到了哈佛。

　　杜維明：其實，儒學在美國 影響比較大是哥倫比亞大學。有一個人叫狄別瑞，他做過哥倫比亞大學的副校長。哥倫比亞是宋明儒學的重鎮。

　　最近中央電視臺做了一次“中華之光——傳播中華文化年度人物”的評選，他們給我頒獎，說我把儒學課程帶到了哈佛。央視有渲染，其實不是那么簡單，哈佛大學有一個通識教育的課程，是我建議把儒家哲學放入其中，我在哈佛開這門課，教了15年。這門課選得多的時候有六七百人，少的時候只有100多人。

　　杜維明

　　祖籍廣東南海，1940 年生于云南省昆明市。中國當代著名學者，現代新儒家學派代表人物，是當代研究和傳播儒家文化的重要思想家�，F任北京大學高等人文研究院院長，國際儒學聯合會副會長，國際哲學學會名譽院士(代表中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