寫作要有大情懷、大手筆和大愛——訪著名編劇王朝柱

　　記者：您為何一直堅守重大革命歷史題材藝術作品的創作？

　　王朝柱：這是因為我感激共產黨，沒有共產黨就沒有我的今天。我從小就喜歡研究歷史和毛澤東同志的革命經歷。通過研究和學習，我對我們偉大的黨有了更深的了解，我覺得自己有義務，站在中華民族的立場上，運用唯物史觀，正確地解讀這段歷史，告訴廣大人民群眾關于新中國，關于中國共產黨，關于毛澤東主席的真實歷史。

　　記者：您是怎樣處理歷史真實與藝術真實的關系呢？

　　王朝柱：歷史真實是史學家的治學準則。劇作家要想寫這類題材，必須首先學習和區分史學家在史學領域里真實的歷史材料，不能胡編亂造，不可以隨意地敘述歷史。劇作家寫的歷史距離今天越近，允許他虛構的東西越少；劇作家寫的歷史人物知名度越高，允許他虛構的可能性就越低；劇作家寫的歷史人物有爭議，允許他虛構的程度就更低。我寫的重大歷史革命題材，不僅離今天近，歷史人物知名度也高，很多事情在史學界和老百姓那都有不同的解讀，這就要求我，一定要站在唯物史觀的角度去寫。

　　記者：那您又如何使得史學材料轉化成藝術精品呢？

　　王朝柱：作為藝術家，必須把史學家的史學思維轉換成藝術思維，再調動一切藝術手段，進行藝術創作，把史學人物轉換成我筆下的藝術化的歷史人物。這個過程完成后的結果就是藝術家所追求的藝術真實。劇作家一定要有堅定的唯物史觀，同時要學習古今中外一切戲劇創作的手段，把一切藝術手段作為完成藝術思維的工具。做到這些的作品就比較好地解決了史學的真實向藝術真實的轉換問題。

　　記者：能講一下您的藝術理念嗎？

　　王朝柱：我是極力提倡影視藝術要回歸到導演、表演的藝術本體上來。這種藝術要求語言的統一，語言上要規范，因此，我作品中的人物都是說普通話的。表演上，演員要回歸到塑造領袖人物的肢體語言的準確把握上，通過肢體表演能夠讓觀眾感受到表演藝術之美。表演藝術的各種藝術手段都要為塑造我們的領袖形象所用，但同時也要把握好形似和神似的問題，重要的是神似。

　　記者：為什么同樣的領袖人物在您不同的劇中總是給觀眾不同的新鮮感受呢？

　　王朝柱：我堅持“大事不虛，小事不拘” ，歷史人物要以藝術化的形象讓觀眾感受到美感，我筆下的領袖，在每部劇中都給觀眾新鮮的美感跟我堅守這條創作原則不無關系。我寫作的目標是要還三個公道，即還歷史一個公道；還創造歷史的一代代人民一個公道；還大革命家孫中山、毛澤東、周恩來等一個公道。隨著時代的發展，藝術家要在尊重歷史的基礎上勇于突破瓶頸，要堅持史詩的品格，以詩的品位折射史的縱深博大，要做到詩中有史、史中有詩的藝術境界。

　　記者：有人說您的作品是大樂章，您對音樂的理解怎樣融入劇作呢？

　　王朝柱：以《長征》為例，就像四章的交響樂，“退出中央蘇區，血戰湘江，這是非常悲壯的，就像交響樂第一樂章；接下來，我黨、我軍該怎么辦，這關系到中國人的命運，這是求索的階段，這像交響樂的慢板，即第二樂章；遵義會議的勝利召開，大家找到了辦法，這一章的感覺比較明快，像快板的第三樂章；第四樂章大家爬雪山、過草地，犧牲非常大，充滿了希望，也面臨著生死考驗，因此仍是悲壯的，呼應了第一章；經歷了艱難困苦，勝利大會師讓隊伍獲得了新生，這就是交響樂的尾聲部分。有了結構的起承轉合，對表現長征中繁多的人和事就了然于胸了。

　　記者：您的電影新作《走過雪山草地》獲得了中美電影節最佳編劇、最佳電影獎，您認為是什么打動了評委呢？

　　王朝柱： 《走過雪山草地》是一部低成本的電影，我截取了中華民族在那段歷史體現出的寶貴品質：舍身赴死，把生的希望留給別人。這是圣潔、偉大的人性。人性最能打動觀眾。

　　記者：您手頭正在創作的作品是什么？

　　王朝柱：下一部作品很快就寫完了，名字叫《轉折》 。它講述的是我們農村革命完成之后，向城市革命進軍的偉大轉折。

　　記者：您怎樣看待當下迎合市場的創作方式？

　　王朝柱：藝術家對得起自己的良心，對得起偉大的祖國和親愛的人民，做到這一點，就不用去迎合什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