饒宗頤：獨步中華 獨樹一幟

饒宗頤先生近影

　　年終歲末，望百之年的饒宗頤先生當選法蘭西學院外籍院士，在接受媒體采訪時先生表示：“我已經是97歲的老人，很快就98歲，實際上我不認老。我記得劉海粟以90多歲高壽上黃山，我希望步他后塵，再去黃山！”這種精神氣正應了先生本人常說的一句話“萬古不磨意，中流自在心”，就是做學問要求真、求正，才能立足于大潮之中不失獨立之精神。

　　張大千先生曾評價饒先生說：“他的白描，當世可稱獨步。其山水畫，更是推陳出新，自成一派�！奔玖w林先生認為饒先生“涉及范圍廣，使人往往有汪洋無涯涘之感，這在并世學人中并無第二人”，并直言“近年來，國內出現各式各樣的大師，而我季羨林心目中的大師就是他�！痹S嘉璐先生則斷言：“他是中華傳統文化呈現于20世紀的最好典型。我可以說：50年之內，不會再出第二個他！”在學界也先后有“南饒北錢”“南饒北季”這樣的提法。

　　1917年仲夏，饒宗頤先生出生在廣東潮安的一個儒商之家，他的祖父曾擔任潮州商會會長，父親饒鍔則是名貫嶺南的知名學者，并曾大力支持當時的進步文藝團體“南社”，饒家天嘯樓的十萬卷藏書更是名極一時。這樣的家庭氛圍深深地烙印在饒先生的兒時記憶。對饒宗頤來說，16歲那一年具有非同尋常的意義，就在這一年，他的第一篇論文《潮州舊志考》，發表在顧頡剛先生主編的《禹貢》雜志上，這標志著他學術道路的發端，也為他日后氣象非凡的學術生涯埋下了伏筆。到了18歲，他便子繼父業，完成了父親的遺作《潮州藝文志》，這部著作震動了當時的中國學術界，對后來的各地方志編撰產生了深遠影響�！凹偃绮粡牡貐^做起，就沒有辦法寫成比較可靠而且可以傳之永久的全國性歷史�！倍嗄曛�后，饒先生仍舊在倡導潮學研究，在他看來，一個國家的歷史研究應該從各個地區做起，這是在現代學科體制下，在傳統與當下之間建立起牢固紐帶的關鍵。也正是從這樣的“地方性”知識出發，饒宗頤逐漸構筑起他獨特的“中國視野”。

　　23歲，也就是《潮州舊志考》發表7年之后，饒先生應顧頡剛先生之約，開始編纂《古史辨》第八冊《古地辨》。以顧頡剛先生為代表的“古史辨派”對于推翻舊中國臆造的種種古史假說，探求科學的現代中國古史體系，推進中國史學的現代化，有著巨大的歷史功績，也深刻地影響了20世紀中國人文社科領域的學科形態。饒宗頤先生能受邀參與《古史辨》叢書的編撰，意味著剛剛弱冠之年的他就已經得到了“五四”一代知識分子的充分認可和肯定。遺憾的是，他的相關書稿尚未及印刷出版便毀于戰火，現今只能看到目錄部分。然而這一切并沒有終結，戰火并沒有阻擾饒宗頤對知識和真理的追求，他最終在29歲斬獲了《楚辭地理考》，沿著顧頡剛等先生們的足跡開辟了《楚辭》研究的新天地，為戰火硝煙中的華夏文明保留了一股熱力，一份希望。

　　從16歲到29歲，在最美麗的青春歲月里，饒宗頤完成了從初出茅廬到完全被主流學術界接納的華麗轉身。正是在父輩以及包括顧頡剛先生在內的老一輩學人的熏陶和培養下，饒宗頤開始了從潮州放眼中華，自覺勾連傳統與現代的學術旅程。

　　歷經半個多世紀的積累和沉淀，1982年，65歲的饒宗頤先生提出了田野考古、文獻記載和甲骨文考據相結合的研究夏文化的“三重證據法”，強調出土古文字材料的重要性，繼承并補充了王國維先生在1925年提出的以傳世文獻、地下材料共同論證的“二重證據法”。到了2003年，饒先生進一步指出，要盡量運用出土文物的文字記錄，作為第三重證據的主要依據，充分利用其他地區新出土的文物，詳細考察其歷史背景。在盡可能的范圍內，使用同一時代的其他古國的文物進行比較研究，經過互相勘比之后，方能取得同一事物在不同空間的全新認識。正是在這樣的基礎之上，他最終將“三重證據法”擴展為“五重證據法”�！拔逯刈C據”分為直接證據和間接證據。直接證據首先是“文獻”，“文獻”又分為“經典材料”和“甲骨金文材料”；其次是“實物”，即“考古學資料”。間接證據則是“民族學資料”和“異邦古史資料”。饒宗頤先生的“五重證據法”，從文明傳承發展的高度審視中外文化的交流與融合，推動了當代國際漢學領域甲骨學、敦煌學、簡帛學的創建和深化。他運用新的數據和方法豐富并改造了傳統學科范式，極大地拓展了原有的學科空間，推動了傳統學科在當代的新發展、新跨越。

　　進入新世紀，年逾90歲高齡的饒宗頤先生并沒有停止他的探索腳步。2006年，饒先生在《敦煌研究》第100期發表了《中國西北宗山水畫說》，獨到地提出了中國山水畫“西北宗”論。他以比較的視野，從古代中國、印度地理知識的交匯融合出發，通過探討古代的“地中”觀念，確定了“西北宗”論的藝術地理區域，即隴坻(今陜甘寧交界地區)以西的大西北地區。在歷史上，大西北自古即為華夏和西戎交匯、交鋒的廣闊地域，是中外文化交融和碰撞的大熔爐。饒宗頤先生從漢唐以來的文化脈絡梳理了傳統詩歌和書畫領域中大西北風景的綽約風姿，犀利地指出：明清以來書畫理論中的視野局限，即董其昌所創的山水畫“南北宗”論，并不能涵蓋包括大西北在內的中國山水的風景世界。饒先生通過曠遠、窎遠、荒遠 “新三遠”的藝術氣魄，指出：傳統“三遠”的平遠、高遠、深遠已不足以描摹西北峰巒、丘壑的壯美。他還在繼承傳統繪畫技法的基礎上，提出了新皴法，“疊經試寫，以為可用亂柴、雜斧劈及長披麻皴，定其輪廓山勢，然后施以潑墨運色，以定陰陽。用筆宜焦干重拙，‘皴當純以氣行’”。饒先生不僅在理論上系統地闡述了中國山水畫“西北宗”論，更是身體力行地參與到了中國山水畫“西北宗”論的藝術實踐，創作了以《西岳》等為代表的一系列傳世佳作。

　　饒宗頤先生獨樹一幟的中國山水畫“西北宗”論，極大地拓展了中國山水畫的藝術表現領域，彌補了明清以來傳統繪畫理論和創作實踐的局限與不足，為中國傳統山水畫的現代轉向開辟了廣闊的藝術空間。

　　饒先生的學術研究范圍幾乎遍及了中國傳統學術的各個領域，跨越了從上古到明清各個歷史時期，囊括了上古史、甲骨學、簡帛學、經學、史學、詞學、目錄學、敦煌學、楚辭禮樂學、宗教學等13個門類，其豐厚卓著的學術成就在國學研究領域具有里程碑式的重要意義。他也因此得到了世界范圍的肯定和褒獎。1962年，他所著的《殷代貞卜人物通考》榮獲法蘭西學院頒發的“儒蓮獎”。1993年法國文化部授予他“高等藝術文化勛章”。同年，他獲法國索邦高等研究院人文科學博士學位，這是125年來索邦高等研究院首次授予人文學科博士學位，也是125年來首次授予一個外國人。2000年，香港特區政府授予他“大紫荊勛章”。2009年，他被聘為中央文史研究館館員，同年榮獲香港藝術發展局授予的“終身成就獎”。香港大學和潮州市政府專門修建了“饒宗頤學術館”。2011年，饒宗頤先生被推選為西泠印社社長。同樣是在2011年，他更是被授予了由中國藝術研究院主辦的中華藝文獎“終身成就獎”。饒先生在獲獎致辭中說：“我現在雖然已經接近百歲高齡，但仍應當如《易傳》所云：‘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一向以來，不論在學術還是藝術的追求上，我都堅持著三點，這就是‘求真’‘求是’及‘求正’。這三點，對于一個做學問或是做藝術的人來說，是一個最基本的態度�！闭�是這樣的學問、人格、胸襟、氣魄，共同鑄就了饒先生的學術、藝術成就以及橫貫這些成就背后的中國視野。

　　饒宗頤先生的治學經略深刻體現了他學貫中西的理論氣魄和融匯古今的知識修養。在21世紀，如何增進中華民族的文化自覺和文化自信，如何在文化藝術領域深切地表達當代中國人的情感和經驗，如何弘揚中華民族的偉大精神，是擺在當代中國文化藝術界面前的一項重大歷史課題。饒鍔、顧頡剛、錢鐘書、饒宗頤……在這條道路上，一代又一代的中國知識分子薪火相傳，共同書寫了現代中華兒女奮發圖強的不朽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