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在此處才能寫出真實的人生

　　日前，著名作家、評論家溫遠輝、艾蕓、劉小平、魏微、鮑十等來到廣東外語外貿大學與文學青年學生進行對話，這些專家學者來自五湖四海，他們討論的主題是：“生活在此處”。本次活動由廣州市文聯、廣東外語外貿大學、《羊城晚報》花地編輯部等單位聯合舉辦。

　　有良知、悲憫生活在此處

　　當下生活表面上往往是很和諧的，人人都是表揚和自我表揚，已經失去了以前那種批評和自我批評的風氣了，不敢批判，不敢提出任何異議。作家作為時代的代言人，為什么對許多重大問題集體私語？后世的人通過當代文學作品能夠看得出現在中國的實況嗎？ 

　　艾蕓：對于現代的寫作者來說，有兩種使命：一個是啟蒙，一個是解惑。啟蒙可能帶有公共性，解惑應該是私人空間。有一些寫作者會對公共空間發言，在廣東出現得比較早，尤其是廣州有一批對公共事物發言的寫作者。因為我們現在的生活中矛盾越來越突出，比如說，需要對一個法律的事件進行發言，對一個公共的危機事件以及食品的安全發言，等等。

　　但是，作家能不能完全承擔公共知識分子的責任？作家在很多時候處在一種非常曖昧的灰色地帶，他討論的不可能是是與非，他可能討論的東西是我們感覺到的，比如說命運，命運這個東西你能說清楚嗎？這個人有這樣的命運，那個人有那樣的命運。作家可能會生活在往昔的那種記憶里，或是向前的想象力，他可能不會僅僅停留在此刻。莫言寫《紅高粱》的時候，你說他可能會對當下發言嗎？我覺得作家還真不一定說非要沖出去對什么東西發言，我覺得他只要很真實地寫我們人生中的歷史，有良知、悲憫，這是作家要承擔的寫作的基本原則。

　　溫遠輝：我們上網，拿著手機，花很多時間在上面，可以叫做“生活在此處”；但是，在公交站上、地鐵站上、游覽的景點，拿著手機在看，我覺得這就不是“生活在此處”。游覽的時候就好好游覽，坐公交車的時候就好好坐公交車，坐地鐵的時候就好好坐地鐵。作為一個作家，生活在此處和寫作在此處是緊密聯系在一起的，作家要觀察，在地鐵上就要觀察地鐵上的人，面貌，動態，心理……

　　只有生活在此處，才是幸福的。有些人雖然身體在這，但是精神在過去，這種人可能就是生活在別處或者生活在過去；還有人生活在未來，比如有些人拼命工作，掙了很多錢，就知道工作，這種人我想他肯定是生活在未來，因為他想掙很多錢，未來怎么去享受。生活在此處才能寫作在此處，比如說要善于觀察地域文化，地域文化中的人和事，實際上就是在此處。否則，就無法反映現實。

　　寫作可超越南北差異

　　無論南北方，大家都是一家人，差異肯定是有的，但為什么有那么多講差異的，卻很少有去探尋南北方共同的方面？

　　劉小平：南北差異為什么會這么大，就是歷史原因造成的。至于文化相同的地方，我想南北文化相同的地方肯定是非常之多的，首先我們都是漢文化，基本上講一個語言，只是各地的方言不一樣，主流文化也是一樣的，然后在民間文化有很多地方有點差別，很多地方都是一樣的，相同的大家都很少說了，更多的是講不同。怎樣把傳統文化進行現代轉化，無論是在文學領域還是在文化領域，實際上都存在這個問題，作為一個現代轉化就是要發現它們相同的地方。

　　鮑十：我來到廣州之后，還是寫廣州小說，寫廣州的小說涉及一個問題，因為一個北方人來寫廣東，他就涉及文化，可以說是巨大的障礙，一說到北方人我就知道他這個人出門做什么，一天干什么，我都很清楚；對廣州人我就不會很了解，比如人和人見面之間客套的方式，包括大家喝酒的方式，跟北方人就有差異，這種方式我不了解，最終寫的時候是有障礙，包括生活上、習俗上都有障礙。但實際上，人是有共性的，表面上的東西了解之后，就會發現有些共同的東西在里面。一些作家寫他出生的那個地方的時候，可能比較順手，寫跨地域的東西比較難，但是只要努力還是可以把它寫出來。

　　魏微：我還是會堅持南北文化差異，因為我覺得嶺南文化確實是非�？桃獾囊粋�奇妙的存在，尤其是跟中原文化相比。我是成年以后來到廣州，這樣的一種不適應感確實需要時間來調整，我花的時間長了一點，六七年的時間，但是現在沒問題了，確實適應了廣州的節奏。我覺得廣東人身上有非常務實的東西，質樸的東西，比如說江浙人身上有一些精明的東西�，F在每次出差回來，在機場的路上我覺得很好，我是一個廣州人。

　　藝術死于無限的自由

　　南方特別是廣東這個地方市場性特別強，如果創作時給自己設定指標，可能就會和創作初衷產生矛盾，如何選擇？如果創作和某種敏感政治話題掛鉤，又是怎么處理的？

　　魏微：其實我的小說一般來講是回憶童年記憶，我的故鄉，在描寫成長的過程中，可能會涉及一個時代背景，是這樣一種類型，他其實觸及到的政治敏感很少。我最近在看東歐的文學，其實現在東歐文學還是非常發達的，也出了很多優秀作家，但有個什么問題呢？東歐在冷戰時期，一般的理解是創作自由受限制，但是恰恰是那樣的時候，東歐的文學達到了非常繁榮的狀態，1989年以后，東歐其實是自由的，但是東歐文學反而是開始往下走，所以我會得出一個悖論，其實我覺得真正的文學有可能是在一個受限制的情況下，完了以后在限制之內尋找自由，這時候對于創作而言，也許會是好事。我覺得寫作其實有點走鋼絲繩，最好的作家其實是在鋼絲繩上，在一個非常受限制的環境下取得平等和自由。

　　溫遠輝：作家是在走鋼絲，必須要產生劇烈的沖突才可以尋找平安和自由，我記得前些日子一位老師跟我講的一個事，有記者問他對莫言獲獎有什么感覺，覺得莫言獲獎能不能代表中國的水平。第二，莫言的作品沒有對抗政府，他怎么能夠獲獎呢？那個老師就說，你問這個問題是很偏見的，不是說所有的作品都要對抗政府的，你把我們政府首先理解成了對立面，難道美國所有獲獎作家都把政府當對立面來看待嗎？像莫言這樣優秀的作家在中國很多，莫言是非常有資格獲得文學獎的，因為他的作品能夠反映中國的當下生活，這點就夠了。

　　鮑十：藝術要死于自由，給你無限的自由之后，藝術就沒有了，那么就要活于限制，這跟剛才那個說的一樣，好的作家一定會找到這個鋼絲走過去。我非常喜歡一個作家叫汪曾祺，發現他有這樣一個大的貢獻，就是他所有的創作是躲在中國文學潮流比較的外面，然后進入自己的天地，結果就是他通過自己的方式保留了真實。(西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