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宏安 鄭克魯 薦經典譯名著是種快樂

　　圖片作者：李揚 圖片說明：郭宏安1943年出生，1966年畢業于北京大學，1981年畢業于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現為中國社會科學院外國文學研究所研究員，博士生導師，榮譽學部委員。 本報記者李揚攝

　　圖片說明：鄭克魯1939年出生，1962年畢業于北京大學，1965年畢業于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20世紀80年代中期擔任武漢大學法國問題研究所所長。后任上海師范大學中文系博士生導師、圖書館館長。 (資料照片) 圖片作者：李揚

　　圖片作者：李揚 圖片說明：12月14日，郭宏安(右)和鄭克魯共同獲得傅雷翻譯出版獎。 本報記者李揚攝

　　12月14日，北京漫天飛雪。東皇城根北街甲20號，這個民國時期中法大學校部和文學院舊址，迎來了為中法文化交流使者舉辦的一次溫暖聚會--2012傅雷翻譯出版獎頒獎典禮。

　　憑借《加繆文集》和《第二性》，郭宏安與鄭克魯兩位翻譯家共同獲得這一獎項，法國外交部法語國家事務助理部長亞米娜·本吉吉、法國駐華大使白林，以及眾多法國文學專家、翻譯家濟濟一堂，向兩位翻譯家所做的貢獻致敬。

　　傅雷翻譯出版獎由法國駐華大使館設立，自2009年開始頒發，獎掖年度譯自法語的最佳中文譯作，"向不遺余力地在中法之間建立聯系的翻譯家們致敬"。

　　翻譯者，是兩種文化、兩種語言之間的擺渡人。傅雷先生曾說："文學家是挖掘靈魂的探險家，悲天憫人的宗教家，熱情入沸的革命家；所以要做他的代言人，也得像宗教家一般的虔誠，像科學家一般的精密，像革命志士一般地刻苦頑強。"

　　在郭宏安和鄭克魯兩位翻譯家身上，傅雷先生的這番話得到了驗證。

　　兩位先生有很多共同之處，他們都是著作等身的法國文學研究大家，都同時在研究、翻譯、教學領域碩果累累，他們以批評家的洞察力來判斷一部作品的價值，傾數十年之力勤奮不輟地引薦經典著作。而他們之間最大的相似之處，莫過于他們對翻譯的熱愛，對傳播優秀文化的一份使命感。

　　郭宏安 對加繆始終懷有熱情

　　在傅雷翻譯出版獎頒獎儀式上，郭宏安先生用法文進行了誠摯而簡短的致辭："感謝評委會授予我傅雷翻譯獎，我想這應該得力于加繆的著作，得力于評委會的工作，當然也得力于我自己的工作，雖然我的工作與加繆不可比擬。"簡潔而優雅的話語里，透著一種對文學翻譯內斂的激情。

　　從上世紀70年代第一次讀到加繆，到之后翻譯他的《局外人》、《墮落》等名篇，再到2010年將加繆的所有散文翻譯出來，郭宏安先生對研究、翻譯加繆的作品，始終懷有不滅的熱情。

　　正如一位讀者所言："我覺得郭宏安翻譯下的加繆，才是我喜歡的那個加繆。"在許多人心中，郭宏安的名字是和加繆聯系在一起的，他將加繆簡潔明晰的語言、富有表現力和感染力的風格體現得淋漓盡致。

　　阿爾貝·加繆是20世紀法國著名存在主義小說家，也是哲學家、戲劇家、評論家。因高揚人道主義精神，被稱為"年輕一代的良心"。1957年，瑞典文學院授予加繆諾貝爾文學獎。如今，半個多世紀后，越來越多的人意識到加繆的著作及思想的重要性，他的作品也一再重版。

　　此次獲傅雷翻譯獎的《加繆文集》共三卷，由譯林出版社于2011年6月出版，包括加繆的4部小說《局外人》、《西緒福斯神話》、《墮落》、《流放與王國》，以及三部散文《反與正》、《婚禮集》、《夏天集》。散文集是郭宏安先生近年陸續翻譯的，而加繆的小說，都是他在上世紀80年代翻譯的。時隔二十多年后重版，竟很少改動，"看來我的趣味沒什么大變化。"郭宏安先生笑道。

　　在接受我的專訪時，郭宏安先生回憶起第一次讀到加繆的情形。那是1975年在日內瓦進修法語期間，當他讀到《局外人》和《鼠疫》時，感到了一種震撼，"法國知識分子一向比較左，加繆在當時那種氛圍里卻顯得那么冷靜、清醒，他反對當時的蘇聯，也反對美國，他始終和弱勢群體站在一起。他的文字清晰、冷靜，同時又非常高雅，而他出身卻是赤貧，完全靠勤工儉學掌握了法國的語言和文化。我當時就覺得這個作家很不簡單，非常有預見性，后來證明他對蘇聯的一些預見是對的。"

　　"文革"時期，加繆被認為是法國存在主義的右翼，是"資產階級反動作家"，一直到20世紀80年代初期，國內對加繆始終沒有多少評論和翻譯，郭宏安那時選擇翻譯加繆，體現了一種魄力和遠見。"一般認為，加繆是存在主義作家，我個人并不這么認為。我覺得應該把加繆翻譯出來，讓中國讀者看看加繆究竟是什么樣的作家"。

　　《局外人》以"今天，媽媽死了。也許是昨天，我不知道"開始，以"我還希望處決我的那一天有很多人來觀看，希望他們對我報以仇恨的喊叫聲"結束，加繆以不動聲色又隱含內在力量的平靜語調，塑造了一個驚世駭俗的"荒謬的人"：即對一切都漠然置之的默而索。郭宏安先生回憶說，翻譯《局外人》和《墮落》時他下了很大功夫，從小說氛圍的制造、語言的運用上，都盡量把小說的情景傳達出來。

　　"加繆對人和世界有一種冷靜而悲觀的看法，文筆絕無廢字廢句，這一切對我極有吸引力。"

　　30年后，加繆被完整介紹到中國了嗎？郭宏安先生說，還有一個重要的部分未被翻譯--加繆的筆記。"筆記跟他的一切都相關，是他一生中隨手寫的一些東西，比如他的小說靈感，或者政治方面的思考，法國出版了5本，我打算從中挑選20-25萬字進行翻譯。"眼下郭宏安先生的主要精力放在翻譯夏多布里昂60萬字的《基督教真諦》上，他計劃在這中間將《加繆筆記》譯出來，明年或后年出版。

　　"好的譯作能留存于讀者心中"

　　好的翻譯，意味著要掌握兩種語言的精髓，且以深厚的母語為功底。郭宏安從中學開始就對文學感興趣，既癡迷外國文學，又喜歡中國古典文學，"之所以選擇學法語而沒有報考中文系，是因為我幼稚地以為，我的母語是漢語，沒有必要再到大學里去專門學習。"郭宏安先生笑道。

　　大學畢業后，郭宏安被分配到第二炮兵，在部隊呆了整整八年，法文用不上，他又不愿放棄理想，于是就申請轉業。調到新華社后，他作為"文革"后派往西方留學的第二批學生，前往瑞士日內瓦大學進修法文。在日內瓦，他不僅"遇到"了加繆，還進一步"認識"了波德萊爾�；貒�后不久，正趕上恢復研究生招考，半年后，他考入中國社會科學院，那時他已經35歲，"我還是沒有抵擋住文學的誘惑，雖然收入不多，但我不后悔，因為我做了我喜歡做的事。"

　　他的研究生畢業論文寫的是《論<惡之花>》。上個世紀30年代，波德萊爾在中國赫赫有名，但解放之后他就銷聲匿跡了，因為太頹廢，不符合時代要求。寫論文時，郭宏安翻譯了波德萊爾的幾乎全部的詩，譯《惡之花》時，他非常注意體現原詩的音節與韻式，力求在形式上與原詩一致。有意思的是，論文交到出版社，出版社怕賠錢，又不肯放棄，于是編輯找他商量了一個別致的補救方式，在論文后面附100首詩，這樣，以詩為主，論文反而成了序，再配上一些插圖，居然大獲成功�！稅褐�花》開了文學名著插圖本的先河，而郭宏安的論文和譯文在恢復波德萊爾的本來面目時起了一定的作用。

　　郭宏安先生以批評家的洞察力來判斷一部作品的價值。1993年翻譯司湯達的《紅與黑》，實現了他埋藏已久的夙愿。"多年來人們對這本小說的看法是片面、不公正的，已有的版本也嫌太老，所以譯林出版社找我重譯時，我很快就答應了。最終我譯《紅與黑》只用了5個月，也許在別人看來譯得太快了，可是人們并不知道，我心里已經把《紅與黑》翻了30年"。

　　雖說郭宏安翻譯了大量經典著作，但他說，翻譯只是愛好，實際上自己從事的專業是法語文學研究。他翻譯每一部作品，都會同時撰寫研究論文，不論是翻譯波德萊爾、加繆的作品，還是翻譯《紅與黑》、《墓中回憶錄》、《雅克和他的主人》，莫不如是。

　　"我覺得，翻譯和研究應該相輔相成，二者處于同等地位。因而我的工作不能只在象牙塔里對一小部分人說話，應該讓中國的普通大眾有機會閱讀我研究的東西。如果沒有譯本，我都譯過來。好的翻譯可以更長時間留存于讀者心中，從這個角度講，我對翻譯懷有更多的敬意。"郭宏安先生說。

　　"表現原作風格是翻譯最高境界"

　　翻譯是一門實踐的學問，每個翻譯者都有自己的原則和標準。對嚴復先生的"信、達、雅"觀點，翻譯界一直討論不斷，"我很信服'信、達、雅'之說，這三點說到了翻譯的最基本原則，有的人認為'雅'講不通，認為原文不雅譯文何來雅？我認為'雅'可以理解為文學性，以譯文的'雅'對應原文的'雅'，以譯文的'俗'對應原文的'俗'，語言層次上的區別在文學層次上就消失了，'雅'的含義就包含在里面了。"郭宏安先生道。

　　郭宏安先生正是從"文學性"著眼，來認識文學翻譯本質的。在《自設藩籬，循跡而行》一文中，他落筆直率："文學性者，風格之謂也。"而"風格"在他看來，就是原文作者在語言表達時的句式、篇章結構、色彩和"口吻"等。

　　"把原作風格表現出來，我覺得這是文學翻譯的最高境界。風格掌握不對，整個翻譯就徹底失敗。"

　　郭宏安先生反對任何添枝加葉的修飾，他以《紅與黑》的翻譯為例，"從風格上講，《紅與黑》可以用簡潔和枯澀這兩個詞來概括。翻譯應避免非常修飾的東西，有些譯本不夠簡潔，修飾語過多，比如，原文里的雪，中國人喜歡譯成'白雪'，還會把馬譯成'駿馬'，把足和腕譯成'秀足'、'玉腕'，這些修飾語在原文里一概沒有，用在翻譯中很不合適。漢語的膨脹已經非常嚴重了，很多形容詞沒有實際意義。我覺得譯文對發展中文是有好處的，對凈化中文也有好處。"

　　郭宏安先生認為，保持異國情調而不桿格難入，這才是好的翻譯。"法文最主要的特點就是明白、精確、清楚，我認為譯文應保持原文的'洋腔洋調'，傅雷先生也講過，盡量保持原文句子的形態。"

　　如何從整體風格上貼近原著？郭宏安先生認為，中國人理解法文，無論如何也不如法國人理解得透徹，所以，借助法國人的評論進一步去體會原著的風格，這對翻譯有非常大的幫助。這是郭宏安先生對翻譯一以貫之的嚴謹態度，也是對晚輩后學的建議。

　　鄭克魯 還原貨真價實的《第二性》

　　許多人知道鄭克魯先生的名字，是通過《基度山恩仇記》、《茶花女》、《悲慘世界》、《巴爾扎克短篇小說選》、《法國抒情詩選》等法國文學作品�！兜诙�性》是他第一次翻譯法國理論著作，于是，在頒獎典禮的交流會上，鄭克魯先生被問及的第一個問題便是：為什么會選擇翻譯一部女性主義的理論著作？

　　已年過古稀的鄭克魯先生，依然神清氣爽，思維活躍，對這個問題他答得十分坦率："隨著年齡增大，我覺得要珍惜時間，便以翻譯第一流作品為主。上海譯文出版社請我翻譯杜拉斯的一部早期小說，我拒絕了，我覺得杜拉斯只有《情人》是好作品，其他小說就差了，我不愿意花工夫去翻譯。不久，編輯又來找我，問我譯不譯《第二性》，我認為波伏瓦的成就主要體現在這本著作上，她的小說固然寫得也不錯，但并不屬于第一流的作品，唯獨《第二性》不同凡響，盡管這本著作難譯，篇幅又長，但是我愿意嘗試一下，便接受下來。"

　　西蒙娜·德·波伏瓦是法國20世紀重要的文學家和思想家，1949年出版的《第二性》在思想界引起極大反響，成為女性主義經典。上世紀80年代，《第二性》英譯本被引入中國，曾經成為眾多知識女性的必讀書，但是英譯本并不完整，有大量刪節。

　　2004年，上海譯文出版社從法國伽里瑪出版社購得法文版，成為"唯一法譯中全譯本"，這部20世紀女性主義的奠基之作，終于有了一個由原文直譯的、貨真價實的"全譯本"。

　　"國內在20世紀80至90年代對《第二性》有過幾種翻譯，或譯文不夠理想，或刪節過多，雖然譯本上標明'全譯本'，但是英文譯者刪掉了大量引文和實例，有的整段刪去，有的縮寫。殊不知這正是《第二性》的精華所在之一，而且也是此書的趣味所在之一。這樣的刪節大大有損原書的完整性，反映了英文譯者的判斷力有很大失誤。"鄭克魯先生說。

　　與舊譯本不同，翻譯《第二性》時，鄭克魯先生從學術和歷史的角度，首先對féminisme這一關鍵詞做了更準確定義，"舊的譯本對這個詞的翻譯有點混亂，有時譯成'女權主義'，有時譯成'女性主義'，我認為必須加以區分。"鄭克魯認為婦女解放運動有一個發展過程，可以將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前的漫長時期看做爭取女權的階段，主要是指女人的政治權利；二戰以后，對女性問題的探索有很大發展，特別《第二性》論及的問題大大超出了政治權利和男女平等的范圍，《第二性》幾乎牽涉女性的所有問題，所以用"女性主義"來理解、翻譯féminisme更加貼切。"這是我翻譯《第二性》所做的一個區分，把波伏瓦之前的運動稱為'女權主義'，在她之后的運動稱為'女性主義'，這樣區分也可以看出波伏瓦的巨大貢獻。"

　　《第二性》"唯一法譯中全譯本"的出版，為讀者和研究者還原了一個原汁原味的波伏瓦，其影響將是深遠的。"《第二性》的吸引力是持久不變的，它依然在影響人們對女權主義和女性主義的關注。我看過一些女性主義著作，目前為止沒有見到哪一部著作可以與《第二性》媲美，它可列入20世紀第一流的理論著作，同時也是一部不可多得的文學作品。"鄭克魯先生道。

　　“翻譯是一門復雜的藝術”

　　鄭克魯先生坦陳翻譯《第二性》對他來說“也是一項挑戰”，原因是波伏瓦知識面非常廣，原著涉及多個學科內容，有很多理論詞匯，他用了兩年才譯完了全書。

　　《第二性》全書63萬字，包含著廣博的知識，涉及哲學、生物學、生理學、人類學、精神分析、醫學、社會學、歷史、文學批評等領域。談到老的中譯本的誤譯，鄭克魯先生舉amoureuse一詞為例：“舊版譯為‘戀女’、‘情婦’，脫離原文看似無不妥，可是，原文的這個詞是有特定含義的，指的是‘戀愛的女人’，這可以是姑娘，也可以指中年婦女，而絕非指情婦，這個詞并沒有貶意�！�

　　對鄭克魯先生來說，諸多學科領域的名詞并不是最難譯的，“專業名詞都可以查詞典，碰到自然科學的問題，我會借閱有關書籍查看。但困難還不在于此，而是在如何翻譯波伏瓦從存在主義出發創造的一些詞匯，這就只能根據自己的理解去翻譯了。波伏瓦運用了一套哲學術語，如內在性、超越性、他者、存在先于本質、自由選擇等概念，作為全書的思想核心，這些闡述存在主義觀點的段落較為艱深�！�

　　鄭克魯先生認為，翻譯是一門復雜的藝術，既有一定的技巧問題，也有翻譯者個人的因素在內，同時還有時代不同而提出的不同翻譯標準。而翻譯理論著作同翻譯詩歌和小說又有所區別，“翻譯理論著作，第一要義是做到‘信’，即正確傳達原文的意義，能避免意譯就不用意譯，因為意譯容易失去原意，并不十分可取�！�

　　“也不要像翻譯詩歌和小說那樣，為了文辭優美，動輒用成語，中文的成語一般與原文會有出入，多少歪曲作者的原意。只要做到流暢就可以了，當然，文字精練簡潔也是需要的。至于長句的翻譯，是檢驗譯者水平的一個重要方面，要避免譯得佶屈聱牙，文理不通。我想能做到這些，譯文就有保證了�！�

　　“古典作品還有不少精華‘缺譯’”

　　鄭克魯上世紀60年代考入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師從作家、文學翻譯家李健吾先生。讀書時他的主要愛好是讀巴爾扎克、司湯達等作家作品。從上世紀70年代末始，他開始進行文學翻譯，從此一發而不可收，至今已翻譯了不下1000萬字的外國文學作品。

　　他的第一篇譯作是巴爾扎克的短篇小說《長壽藥水》，他翻譯的《茶花女》、《悲慘世界》等經典名著，至今仍為人津津樂道，同時他也翻譯了鮮有人問津的《蒂博一家》、《康素愛蘿》等作品。他主編的“春風譯叢”和“漓江譯叢”，在上世紀七八十年代影響巨大，在那百廢待興的歲月里，這兩套譯叢滿足了眾多讀者的求知欲。

　　1981年到1983年留學法國期間，鄭克魯傾心于收集法語資料，尋找自己感興趣的東西�；貒鴷r，他帶回的書籍中包含了一大批詩歌作品，譯詩成了他的愛好，許多法國現代詩歌，都是由鄭克魯翻譯介紹給國內讀者的。由于他在研究和介紹法國文學、促進中法文化交流方面的卓越成就，1987年，法國文化部授予他法國一級文化教育勛章。

　　在上海師范大學漫長的教學與研究生涯中，他陸續完成了《外國文學史》、《法國文學史》、《法國詩歌史》、《法國文學論集》、《法國文學譯叢》等著作，有史，有論，還有作品選讀，構成了完整的法國文學研究體系。其中，《外國文學史》更被國家教委推廣作為高校教材，每年有8萬以上的新生要讀此書�！拔揖帉懳膶W史，編纂教材，自己都要實打實地寫上十幾萬字或幾十萬字�！闭�是因為這一點，他編的《外國文學史》被公認為同類作品中使用率最高、水平最高的教材之一。

　　鄭克魯對舊版《法國文學史》深感不滿足，上世紀90年代末，他另起爐灶，自己編寫《法國文學史》，從中世紀寫到21世紀初，改變了文學史的一些寫法，不僅縱論作家的創作內容和藝術成就，還加強了藝術分析。

　　談及翻譯出版的現狀，鄭克魯先生特別強調：“其實，古典作品中還有不少值得介紹的，這對文化積累來說非常重要�？墒�，由于這些作品在國內的名氣不夠響亮，出版社便不感興趣，于是出現‘缺譯’的現象。比如有不少已經算得上經典的社科著作卻得不到介紹，又如19世紀優秀作家巴爾貝·多爾維利、維利�！さ隆だ�斯爾·亞當等人的長篇小說。有時出版社的編輯只根據外方提供的新書來洽談，分不清哪些書更加重要，故而出現了這種偏頗。出版社最好和國內專家多溝通，多征詢他們的意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