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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底,詩人王小妮出版了自己的教學隨筆《上課記》,然而,就在人們還沉浸于她和學生的敘事當中,今年她卻離開了海南大學。最近的王小妮,正在家中忙于寫第二本《上課記》書稿。
她說看來自己似乎真的無法進入任何一個體制。上個世紀,王小妮在電影廠當編輯待了十多年,但她認為自己從沒有跟電影真有什么關系,就如她也從未和大學有過什么真的關系一樣。如今,她不習慣于大學這個“灰色的江湖”,于是選擇了退出。
這種“單純”,也構成了王小妮接受采訪或者對待任何問題時的風格,一切都不奢談共性、討厭宏大的敘事問題,干凈利落地回應,不客套更不躲閃什么。
近來,又逢王小妮的首部長篇小說《方圓四十里》推出新版,寫她所親歷的知青題材,選取1975年夏至1976年春位于東北的“錦繡公社”方圓四十里知青們的生活細節,“超過八成的事件有真實依據”。不過,王小妮決然地否認自己是“寫小說的”,“可能我是在用寫詩的方式來寫小說吧”。
會講故事的人不缺我一個
羊城晚報:《方圓四十里》給我的閱讀感受是,這部小說寫得很沉,不靠故事來推動情節,而是靠日常畫面,從字里行間來表現那個特定的年代。全知全能的敘事視角,文本里甚至有很多動物和靜物的心理描寫,為什么會著意寫這些細節?這是不是和你自身的知青經歷息息相關?
王小妮:這本書準備了幾年,構思的時候就決定不靠編故事推動情節。故事性強,自然好賣,容易被人喜歡,容易帶讀者進入,能靠設置人物命運和故事懸念“勾人”,但也可能誤導讀者:以編織情節的功夫,誘人陷入具體的人物特定的故事,這些一旦被固定,就可能失去很多的張力和共通性,而偏離日常隨意性的生活的本身和本質。
羊城晚報:這部小說和人們之前習慣閱讀的知青小說很不一樣。你為什么會選擇這種寫作風格?有的讀者會因為其中的東北方言感到些微閱讀障礙。
王小妮:會講故事的人太多了,不缺我一個。同時,也不是每個人都適合讀《方圓四十里》,特別是被溜光水滑的故事培育出來的讀者。我想做的是還原一塊很局部的地方在一年里的生存面貌,貼近和真切,無論誰都在其中的那個“場”,想借此穿透生活本身的被定格了的東西。日子本身不會有什么年代感,它就是庸常無味又充滿內涵又一脈相承著的,昨天就連著今天的。所以在這本書里,我主要寫味道,靠味道帶出時代和人性。
羊城晚報:在今天,對知青歲月的討論越來越多,表現這個題材的文藝及文學作品也越來越多,其中不乏針鋒相對的一些觀點,可以談談您的觀點嗎?
王小妮:一個跨越十年的大事件,涉及超過千萬年輕人。各種觀點都有,每個曾經身在其中的人都有自己的角度和感受,這個才正常。
現在我想,不見得因為距離今天大約四十年了,它就成為了一件舊事和回憶。事物自有它的內在關聯和非具象的自我延續。美國上世紀六十年代的嬉皮士文化,今天中國大學生的犬儒或憤青,都能在“知青故事”中看到相似的影子,都是人類共同面對的故事,區別只在細節。
有些人強調“青春不悔”,有些人強調“苦難深重”,我在《方圓四十里》說了,知青是既被害也害人,F在的我們也難不如此。
詩歌自甘邊緣最正常
羊城晚報:一般來說,寫詩和小說是完全不一樣的創作感受,寫詩靠靈感,寫小說某些時候需要意志力,不少小說家也都規定自己每天寫幾小時。你寫詩和寫小說的創作狀態分別是怎樣的?
王小妮:如果靠意志力,我就不寫,因為不好玩?赡芪沂怯脤懺姷姆绞皆趯懶≌f吧。如果沒趣,悶著頭硬寫,那得多苦惱。我不算寫小說的,只是臨時借用一次敘事的辦法。
詩的走向很多,隨時都可以改變。至于風格,可能總會有變吧,重復自己會很沒趣。
羊城晚報:你認為詩歌是應當介入現實的嗎?碎片化的微博時代,詩歌似乎有了一個篇幅合宜的傳播平臺,也有不少人在微博上傳誦著你的作品。你如何看待微博與詩歌,或微博與文學的關系?
王小妮:沒這個規定或限定,說詩和現實應該是怎樣的關系。詩是不能被規定的,特別是不能被現實所規定。我自己寫過的詩常常記不得,不好舉出介入的例子,但寫詩本身的目的不會是拿它去介入什么。詩不在乎平臺,只在乎它涌出的那一刻。
在微博上讀詩的人相當少,微博更適于傳播信息。詩自甘邊緣最正常,它不需要借助什么外在的形式來傳播和廣為人知。
羊城晚報:詩人與小說作者、老師與作家這幾重身份在你身上是怎樣融合或分配的?你在寫作上有什么雄心嗎?
王小妮:我只認同“人”這個身份,其他的都是附加的。一個人不是一個演員,不會按照角色感去切換自己,那得活得多累。
對待寫作我毫無“雄心”,而且詫異于“寫作上的雄心”這樣的問題。寫出來本身就是全部雄心的體現,其實應該說是“本心”的體現———這就是全部,其它的都與寫作本身無關。如果寫作本身沒樂趣,靠“雄心”去支撐和鼓舞,那可真要命,不如不寫。新的《上課記》我已經開始了,正在寫。
在學生面前,為人師者或更“骯臟”
羊城晚報:《上課記》里寫你在海南大學和學生的點點滴滴,你筆下的這群90后,其實他們身上也有很多缺點,但你對他們更寬容、更有愛。社會上仍然存在對這群90后的種種刻板印象,是社會對他們過于嚴苛?還是我們習慣了給他們貼上各種標簽而沒有給予充分尊重?
王小妮:每一代人剛長成都處在被嘲諷和批評中,這幾乎成了定律。我做知青的時候就如此,爛掉了的說法就有,但現在這個年紀的人又忽然被提升被附上各種美言的標簽。我認為好的健康的社會,一定是百般愛惜著、期待著后來人的。
其實我從來不說八十年代多么好,每個年代都會有自己的風云變幻和人才輩出。但很明顯,八十年代每個大學生都知道自己肯定會有一個飯碗,現在卻沒有了,年輕人為了飯碗倍感壓力。大家都覺得考公務員能夠理解,幾乎沒有人認為未來的最好出路不是公務員,這肯定是有問題的。
當老師時情緒總是在變,失落和聳動,就這么糾結交錯著。我曾經在課堂上有過一次深深的失望,直接講出來,接下來一天半沒有課,但幾乎不能脫離那情緒。直到再去上另外一個班的課,忽然發現我內心里真是很喜歡他們。雖然這幾天見到的不是同一班人,但忽然,一瞬間就釋懷了。
羊城晚報:學生們一開始不知道作為老師的你本身就是詩人?為什么要淡化這種身份?
王小妮:現在資訊太發達了,后來的學生就都知道了。我不想讓他們覺得詩人是特殊的,大家不必太把詩人想象成特別的樣子,我希望讓他們明白詩和詩人的平凡。每個人身上都有詩性,那東西并不高深。我曾經說過,“詩人不是身份也不是職業,它比愛好還低一點,但它和你的身體離得更近,是一種屬性!
羊城晚報:在這個年代,孩子們越來越早熟,不少在初入大學時就已相當世故。能不能說,90后身上的種種問題,其實是我們社會本身的問題?
王小妮:在我教的學生里有很多貧困生,甚至到一頓飯多花一塊錢都會耿耿于懷的地步。對于他們,你有什么資格要求他們背誦海子的什么春暖花開?還不如取消課間休息,好提前十分鐘下課,這樣他們就可以吃飯的時候搶在別人前面去、省得排隊,更加現實。還有,一位大四學生剛對我說,上大學前她最快樂的事就是考試發揮好了,最不快樂的事就是考試沒發揮好,在“考試人生”里她的18年就過去了。詩意、敏感,在貧困的孩子身上已經很少見和太短促了。
每一個人都沒法不被環境影響和造就著。問題培育著我們,我們培育著問題。大家都在一起,你說學生太世故,我也可以說高等教育和為人師者更世故,在學生面前,這個群體更骯臟。孩子有問題,社會和大人難逃其責。
羊城晚報:今年起你不再在海南大學教書了,為什么?
王小妮:不能把現實理想化。大學是什么?是個“灰色的江湖”,設定規則,然后大家一起渾水摸魚。你不習慣你不屈從就退出,道理無比簡單明了。
羊城晚報:可是,連你都不愿意再當老師了,這個“灰色江湖”不是更不可改變嗎?
王小妮:高校的問題和中國教育的問題都是體制問題,任何個人的抵御都會被粉碎。但是,高校里面也有好老師,雖然可能不被高校所寵,但也持續地向學生傳輸著好的理念和知識。另外,一個年輕人的長大,不能全靠老師,真正可以信賴的是自己成長,最后這點我已經能不斷地看到。
羊城晚報:盡管你不教書了,但我看到你在微博上還是會和學生互動。從2005年到現在,跟學生相處這幾年下來,您自己發生了怎樣的變化?
王小妮:我感覺變得更寬容和善于傾聽,心變得軟和。我的學生衛然說我變得溫和多了。全得感謝這七年里陪伴我的大約1000個年輕人,這可不是一句客套話。
王小妮新作二首
1 致有晚霞的黃昏
天空正粗心地翻烤它的食物
胡蘿卜云正在變紅
很小的飛機穿過火線撒出大團的鹽。
金子都撲過來打扮玻璃。
迎面過去的路人
不知道誰的背后在流血。
天糊了,就眨眼的一會兒
焦了的荊棘
歡快的心里鉆進一條黑刺身。
現在才知道害怕
天已經變臉
夜晚的布袋子就要來蒙我的頭。
2 致跑得飛快的流云
灰白的軍團淺黑的軍團
糾打著一直翻卷向東。
這是要把天蓋也卷走的大撤退
這回就是真的了。
黑云過來,帶走了每個人的頭發
晾曬的衣裳輕快地上樓
那腳不沾地的隊伍
就要接走天靈蓋了。
翠鳥在啄籠。
可是我們已經和水泥做了親
遍地的喇叭響
沒見誰還敢想入非非。
嗚呼。
2012年12月
記者手記
發現“十個春天”
的詩意
在采訪的尾聲,王小妮摘錄了她正在寫的新《上課記》其中一段:
“其實我最不適應的就是言說,七年來適應了一些,我最適合是單純的關系,是和自己待在一起。我能做的就是寫出來,以一個個體,而不是任何一個職業的從業者!
“我不夠昂揚和主流,不能看到和指出更美好的路,能把握和感受的只是零星的片段,我比他們還無力!
在網絡上,年輕的高三孩子希望成為王小妮老師的學生,卻被告知她已不再教書。無法想象網絡那頭的失落。不知道,《上課記》以及正在寫的第二本《上課記》,能不能給這孩子一些安慰。
讀完《上課記》,看完王小妮和那些大部分來自農村的孩子的故事,我的采訪有些假公濟私地從個人近來的困惑談起。一位北大老師告訴我,現在的北大課堂里,抬頭放眼望去,學生幾乎都在用蘋果筆記本電腦滴滴答答地記筆記,這些幾乎都是家庭條件很好的孩子了。當然,窮人家的孩子也有,但確實越來越少,一件白襯衫穿四年的窮學生不見了。
在這個年代,窮人家的孩子希望通過自己的努力混出頭,似乎真的越來越難。因為起點不一樣,因為各種資源配置不一樣,上升通道被各種社會關系擠壓得越來越窄。
王小妮說,這個問題比高校里的問題更急迫,來自鄉村的孩子看不到希望,想努力都不知道該怎么努力。每年都有將近600萬人進入社會,而她的學生畢業一年后,有的工資還不到兩千塊。相比建筑工地的農民工,辛苦勞累做苦力,倒有可能拿到四五千!斑@種情況長時間下去肯定不行”!瓣P于上升通道,實在是現在最迫切的,事關社會結構和基本的安穩,我們將漸漸看到它的影響又無能為力!彼f。
我有些不甘心:真的只能如此悲觀嗎?樂觀的希望,是否也逐漸變成了某種理想主義?
還記得在《上課記》的前言中,王小妮寫道:“在今天,一個自認的好人總不能什么也不做,總不能繼續束手待亡。哪怕多數人都在側目觀望,認為我做的這些全無意義,渺小微弱,甚至是飛蛾撲火。如果它完全是徒勞,也要讓這徒勞發生! 崔衛平說,詩人王小妮把自己的工作變成了一首教育詩。她在課堂上發現的詩意,比十個春天還要多。
然而,盡管這樣,她最終還是離開了海南大學。我有些黯然。
而王小妮給我的答案是:至于理想主義,我理解它永遠僅屬于個人的內心,不能向任何外在去索求。就是這樣一句簡單卻有力量的話,讓我感動了很久。
于是,我決定把她與我分享的這些都寫下來,與你一起參詳。
人物簡介
王小妮,1980年代朦朧詩代表人物,1955年生于長春市,曾隨父母插隊農村和作為知青下鄉,前后共七年。1978年春考入吉林大學中文系,畢業后做電影廠編輯。1985年遷居深圳。2005年起在海南大學人文傳播學院任教。
近年作品有:《上課記》(隨筆,下圖)、《安放》(隨筆)、《傾聽與訴說》(隨筆)、《我的紙里包著我的火》(詩集)、《世界何以遼闊》(詩文集)、《方圓四十里》(長篇小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