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克魯：譯書的過程是一種享受

翻譯家鄭克魯

　　憑借《第二性》全譯本，上海師大教授、法語翻譯家鄭克魯榮獲2012傅雷翻譯出版獎。在漫長的翻譯生涯里，鄭克魯翻譯過《茶花女》、《悲慘世界》、《基度山恩仇記》等至今為人津津樂道的經典著作，同時也翻譯了“不熱門”的《蒂博一家》、《康素愛蘿》等作品。同時他也是一位優秀的法語文學史家，著有《法國文學論集》《現代法國小說史》等專著，主編有《法國文學史》《外國文學史》等。當被問及為何在教學、研究之余，從不停下手中的譯筆，默默數十年如一日堅持文學翻譯時，鄭克魯的回答樸素感人：“我喜歡翻譯，譯書的過程中，我覺得是一種享受；如有自認為譯得不錯的地方時，便感到一種快樂；譯完一本書，我覺得了卻自己的一個心愿，完成了一項重要的使命，所以樂此不疲�！�

　　憑借《第二性》全譯本獲2012傅雷翻譯出版獎

　　鄭克魯：譯書的過程是一種享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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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記者：您以《第二性》這部譯著獲本屆傅雷翻譯獎。在我看來，這個獎不單單頒給您翻譯的這本書本身，某種意義上還包含了對您總體翻譯成就的肯定與激賞。換個角度看，《第二性》 因其融合了生物學、人類學、精神分析學等多方面的知識，對翻譯提出了很高的要求。即使是精通漢語、法語，倘使沒有足夠豐富的翻譯經驗，也未必能譯好此書。以此看，翻譯是需要不斷積淀和探索的藝術。

　　鄭克魯：誠然，《第二性》的確包括了廣博的知識，哲學、生物學、生理學、人類學、精神分析、醫學、社會學、歷史、文學、文學批評，等等，顯示了波伏瓦的豐富學識。我翻譯時得益匪淺。翻譯《第二性》也是一個學習的過程，使我大開眼界，這是我以前翻譯文學作品時從來沒有過的。應該說，翻譯者具備的知識越豐富，就越能勝任自己的工作。同時，翻譯經驗需要積累，在處理理論著作方面我的經驗還不是很豐富，我是一面翻譯一面提高自己的水平，力求準確而優美地再現原文的面貌。我認為，翻譯理論著作，第一要義是做到“信”，即正確傳達原文的意義，能避免意譯就不用意譯，因為意譯容易失去原意，并不十分可取，然后才去注意譯得“美”(包括通順流暢)。這同翻譯詩歌和小說有所區別。

　　記者：圍繞《第二性》這部經典作品，有太多可以談論的話題。我記得，上世紀80年代，英譯本被引入中國以后，曾經成為眾多知識女性的必讀書，有些女性讀者甚至整段整段地抄寫。如今，波伏瓦及她的《第二性》更多被當成如切·格瓦拉一樣被爭相談論的符號，未必有多少人真正細讀這部作品。人們更熱衷談論的是她和薩特之間的故事，然后以《第二性》中提出的某些已被當成“常識”的準則，來衡量她自己是否身體力行，并由此對她提出各種質疑。文學與時代之間的這種關系耐人尋味。您怎么看待這兩種判然有別的態度？

　　鄭克魯：中國讀者對《第二性》感興趣的地方，也許像你所說的那樣有變化。因為眼下人們對《第二性》的內容已大體有所了解。在她和薩特去世后，出現了新話題，而且時代的發展更為開放，對波伏瓦的了解也日益增加。報刊上自然會轉移話題，這樣更能吸引讀者。不過，對研究者來說，《第二性》的內容吸引力是持久不變的，它依然在影響人們對女權主義和女性主義的關注。其實，波伏瓦和薩特的關系會隨著時代的進展和材料的進一步披露，會不斷有變化。不能說現今人們的評論就是永遠正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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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記者：波伏瓦的思想一直伴隨著種種爭議。就我看到的大多數資料，傾向于認為她是女權主義運動的先驅。但很顯然，如果僅僅停留在女性追求政治上的權利這一角度來談論波伏瓦，其局限性可想而知。更何況波伏瓦時代的政治與當下政治狀況已不可同日而語。

　　鄭克魯：波伏瓦是女權主義運動或女性主義運動的一個極重要的人物，這是毫無疑義的。在她之前，基本上只有女權主義運動，所以說她是女權主義運動的先驅，這也許并不準確，因為這個運動已經存在一百多年了。但從她開始，我認為問題已經產生了變化，因為《第二性》論及的問題大大超出了女權主義的范圍，涉及到女人的諸多方面。所謂女權，主要指的是女人的政治權利，如選舉權，整個十九世紀女權運動一直在爭取選舉權和女人的地位，所以稱為女權主義運動是確切的。而在波伏瓦之后，范圍擴大了，什么是女人，女人的一生怎樣經歷各個階段，她們會遇到哪些問題，女人在家庭中的地位和作用，女人的懷孕和生育、妓女問題等等，不一而足，用女性主義來界定就比較合適。這是我翻譯《第二性》所做的一個區分，即把波伏瓦之前的運動稱為女權主義，在她之后的運動稱為女性主義。這樣區分也可以看出波伏瓦的巨大貢獻。

　　記者：思想論著里的某些觀點難免會過時，很多徒有思想卻無文采的作品因此成了乏人問津的歷史研究資料。以此看，考驗一部作品能否流傳久遠，還與其是否體現了一定的文學品質有關。就我個人的閱讀感覺看，《第二性》未嘗不可以作為一部文學作品來讀。另一方面，波伏瓦以盧梭《懺悔錄》式的筆調坦誠率真地自我剖析，又不走向炫耀式的自我裸露。這種自由、獨立的寫作立場，本身就是其宣揚的女性主義思想的體現。您在翻譯過程中會有更為深切的體會。

　　鄭克魯：你的看法十分獨到。你將《第二性》和盧梭的《懺悔錄》相比，的確指出了《第二性》的另一種價值。你認為波伏瓦的自我剖析筆調坦誠率真，確實如此�！兜诙�性》可讀性強，原因之一也就在此。不過，我認為《第二性》作為一部學術著作，有不少地方在很長一段時期不會失去價值。有人可以將女人的發展史、女權運動的發展史等寫得更詳盡，但是，《第二性》在這些方面的闡述已經足夠了，可以說言簡意賅，看看《第二性》就可以了，而且在一部著作里將那么多的問題一網打盡，已經做到極致了。我看過不少女性主義者的著作，到目前為止沒有見到哪一部可以與《第二性》媲美，就是一個明證。

　　記者：也因為此，我特別想知道，你什么時候開始接觸這部作品，當時給您留下什么樣的印象？此次翻譯又經歷了怎樣的過程？

　　鄭克魯：我在上世紀八十年代買到一本湖南文藝出版社節譯的《第二性》，感覺譯文質量太差，當時我手頭沒有原文，無法核對，也就無法引用。在翻譯這部書的過程中，一個感覺是，我覺得波伏瓦的成就主要體現在這本著作上，她的小說固然寫得也不錯，在文學史上有一定地位，但是，并不屬于第一流的作品。唯獨《第二性》不同凡響。所以后來我在自己所寫的《法國文學史》中，把《第二性》放在一個突出地位，置于她的小說創作之上。第二個感覺是，我改變了對波伏瓦的看法，認為她是一個優秀的理論家，《第二性》可列入二十世紀第一流的理論著作，同時也是一部不可多得的文學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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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記者：此次您的獲獎也讓我想到，其實早在1987年，你就曾獲法國政府教育勛章。在我印象中，很少有一個國家像法國那樣，對世界文學、藝術的交流和傳播傾注如此多的熱情。我想，法國文學翻譯在國內各語種的翻譯中尤顯突出，自然有法國文學本身表現搶眼值得譯介的原因，也未嘗不和其推動的文化政策有關。比如，近年的“傅雷計劃”，就促成了很多經典著作在中國的出版或重版。不僅如此，法國也注重對本國以外優秀作家作品的吸納。比如，莫言、余華、李銳等作家就曾獲“法蘭西藝術與文學騎士勛章”。在您看來，法國在文化政策上的成功舉措，對我國在改善翻譯環境和擴大文化輸出等方面有何借鑒意義？

　　鄭克魯：你說得很對，文化的傳播與政府的文化政策相關，我國完全可以像法國那樣，在其他大國設立翻譯獎，推廣我國的文學和文學著作在外國的翻譯�；ㄙM不大，效果卻會很顯著。

　　記者：就法語文學翻譯而言，您翻譯了《茶花女》、《悲慘世界》 等至今為人津津樂道的經典著作，同時也翻譯了現在已少有人問津的《蒂博一家》、《康素愛蘿》等作品。我想知道，您選擇翻譯作品持何種標準？

　　鄭克魯：我翻譯文學作品從上世紀的七十年代末開始，最早的一篇作品是巴爾扎克的短篇《長壽藥水》。那時的翻譯狀況和現在不同，很少把注意力放在重譯上面，一般都翻譯沒譯過的作品。我曾經和友人想組織翻譯諾貝爾文學獎叢書，于是動手翻譯《蒂博一家》，這部小說在上世紀的法國很流行，應該說是一部不錯的長篇小說。隨后在李健吾的推薦下，我和友人翻譯喬治·桑的長篇《康素愛蘿》，這部小說在法國被看作是她的代表作之一，至今仍然擁有廣泛讀者，也是一部相當不錯的小說。隨著年齡增大，我覺得要珍惜時間，便以翻譯第一流作品為主。我曾發現最早翻譯過來的《基度山恩仇記》被刪節很多，向譯林出版社的李景端建議重譯，他過了兩年才給了我肯定的答復。不久他讓我翻譯《茶花女》。21世紀初，譯文出版社的編輯請我翻譯 《約翰·克利斯朵夫》，我婉言謝絕了。因為我覺得傅雷的譯本不錯，另外這部小說在法國被看成二流作品，三是小說篇幅很長，所以我拒絕了。不久他又請我翻譯《悲慘世界》，我覺得這是第一流的作品，同意翻譯。又后來，譯文出版社請我翻譯杜拉斯的一部早期小說，我拒絕了，因為我覺得杜拉斯只有《情人》是好作品，其他小說就差了，我不愿意花工夫去翻譯。不久，這個編輯又來找我，問我譯不譯《第二性》，我說，盡管這本著作難譯，篇幅又長，但是我愿意嘗試一下，便接受下來。

　　記者：但凡經典的作品都有幾個甚至十幾個譯本。這當然是好事，某種意義上，是否不斷有重譯本出現，能檢驗一部著作的經典性。但這同時也給讀者帶來了選擇和鑒別上的困難。當然，文學不像科學等領域，有絕對的好壞優劣之分，但相對的標準還是存在的。在您看來，該如何判斷？

　　鄭克魯：經典作品可以重譯，有不少則需要重譯，因為以前的譯本不夠好，即使是重譯本，有的譯者是“拆爛污”的。不少讀者只看作者是誰，購買時分不清哪是好譯本，哪是差譯本。對譯本的鑒定當然有標準。簡單一點，就是以“信、達、雅”的標準來衡量。譯文是否準確，是否通順，是否屬于美文。第一條需要懂原文的人來鑒別，第二、三條要看讀者。我覺得讀者的眼光是明亮的，在網上我們可以看到一些對譯本的評論，體現了讀者的意見。

　　記者：對于文學翻譯，我們談論更多的是翻譯技巧方面的問題。您是翻譯家，同時也是文學史家。我想，翻譯是否也像寫作一樣，需要一種史的意識？這會賦予譯者一種更為廣闊的視野，從而對其翻譯產生潛移默化的影響。

　　鄭克魯：其實目前談論最多的不是翻譯技巧問題，而是翻譯理論。說實話，翻譯理論和翻譯實踐雖有關聯，但不是一回事。翻譯理論談得再多，對翻譯實踐幫助不大。翻譯史的著作目前也不少，這是對我國的翻譯史作總結，這對翻譯當然有幫助。不過，翻譯是一門復雜的藝術，既有一定的技巧問題，也有翻譯者個人的因素在內，同時還有時代不同而提出的不同翻譯標準，這里就不展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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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記者：文學史寫作，是當下文學研究中經久不衰的熱點話題。只是相關討論更注重中國文學史，尤其是現當代文學史寫作的內容，對外國文學史寫作則少有觸及。事實上，中外文學史的寫作都同樣面臨世界觀、方法論上的問題，也都會涉及到如何重估作家、作品的問題。就法國文學而言，最典型的莫過于對羅曼·羅蘭《約翰·克里斯朵夫》的評價。這部作品對我國讀者曾產生很大的影響，但就我的了解，法國國內對其評價并不太高。我想，這對文學史寫作是一個考驗。

　　鄭克魯：我國的《外國文學史》至今出過二十部以上，不可謂不多。我也主編過幾部，其中一部在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發行最廣。的確，對外國文學的經典作品有不同看法。上文已提及，《約翰·克利斯朵夫》在法國由于被認為創新不夠多，是一部十足的現實主義小說，因而被列入二流作品。由于它在我國對老一輩的讀者影響較大，我還是把它列入我主編的《外國文學史》中。但隨著時間推移，是否還能長此以往就很難說了。反正這是一個仁者見仁、智者見智的問題，也不必太看重。此外，每一個時代對以往的作家的評價會有所改變，有的作家作品被重新發掘出來，得到較高的評價，有的作家則地位降低，這是正�，F象。

　　記者：某種意義上，您在外國文學研究，尤其是在法國文學史的寫作方面，已經形成了自己的體系。這方面，柳鳴九先生也頗有建樹。相比而言，他更傾向于作家作品的研究。您是如何開始寫作文學史的？

　　又是怎樣讓這種寫作趨向系統化、體系化的？在您看來，當下外國文學史寫作存在哪些問題，有何可突破之處？

　　鄭克魯：隨著我對法國文學的研究向深和廣兩方面發展，我對以前的《法國文學史》感到不滿足，于是另起爐灶，自己編寫《法國文學史》，從古至今，寫到21世紀初，這與柳鳴九先生主編的《法國文學史》有所不同，他只寫到十月革命前。另外我改變了文學史的一些寫法，也即大部分作家是綜論他的創作內容和藝術成就，除個別作家只有一部重要作品的以外，都是這種寫法。我加強了藝術分析，改變以往的藝術分析是蜻蜓點水式的，三言兩語就打住，而是寫到一千五百字至四五千字。我認為對不少外國作家的分析還不夠深入，這方面有待后人的努力。

　　記者：說到外國文學研究，會很自然想到“世界文學與比較文學”的話題。在國內這是列入課程教學范疇的。世界文學的概念自歌德提出之后，到現在已經深入人心。比較文學的合理性則一直有人表示懷疑，從相關研究看，生硬的比較也往往缺少說服力。況且，全球化時代文學表現的趨同化傾向正在增強，文學的異質性則在不斷減弱。在這樣的前提下，比較文學將面臨怎樣的挑戰？換言之，對中外文學，是否需要以一種全新的視界來加以關照？

　　鄭克魯：我國的比較文學研究至今已有很大發展，不過，還有不少議題尚未觸及。我覺得，比較文學工作者要掌握多種語言，才能有更大的作為。而這一點對我們來說是一個相當困難的任務，只能等待后人來改進了。我個人認為，將法國學派的影響研究置于美國學派之下是不對的。從當下的比較文學研究來看，似乎大半是影響研究，可見影響研究還是可行的，甚至是最重要的。

　　記者：當下，很多有識之士都認識到我國人文教育正面臨危機。在您看來，外國文學教學是否同樣面臨困境，又該如何應對？我還想知道，您在編選外國作家作品時有何標準？

　　鄭克魯：對外國文學的理解會隨著時代的進展而進展。就拿莫泊桑來說吧，一般的教科書都把他看作一個純粹的現實主義作家。其實這是大大誤解了莫泊桑。在法國，早已將莫泊�？闯墒且粋�兼有浪漫主義因素的作家，一般認為，莫泊桑的短篇小說中有兩篇是代表作，一篇是《羊脂球》，另一篇是《奧爾拉》。后者是一篇“怪誕小說”，莫泊桑的第一篇小說就是這類怪誕小說，他一生寫過三十多篇怪誕小說。由于他是個精神病患者，他在病情好轉時便將發病時的幻象記錄下來。這就是他的怪誕小說。須知，怪誕小說自十九世紀初德國的霍夫曼、美國的愛倫·坡寫作這類小說以來，一直為大作家所重視。梅里美、巴爾扎克等就寫過這類小說。這一直延續到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這類小說更是如雨后春筍般蓬蓬勃勃地發展。像以上這種情況，我想中學老師是不會介紹的，現在連大學老師也未必注意到呢。所以說外國文學的教學需要改進的地方還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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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記者：每個翻譯家走上翻譯和研究的道路，都有不同的機緣。我們知道您有著顯赫的家世背景，你曾祖是晚清著名思想家鄭觀應。另一方面，您也有很好的師承，曾跟隨作家、文學翻譯家李健吾讀完碩士。您怎么看待自己所繼承的這些思想和精神資源？

　　鄭克魯：鄭觀應是我的曾祖，我的寫作能力也許跟他有點因緣。研究是我的老本行，我在大學時已經從事文學研究，在讀研究生時，更是著重研究。由于自己喜歡翻譯，主動進入這個領域，我編過兩本雜志：《春風譯叢》、《漓江譯叢》，編過幾種作品選，在這方面，國內的翻譯家并不多見。翻譯對研究是有幫助的，翻譯能提高外文。研究則能選中該翻譯的作品，兩者是相輔相成的。而且，有助于在譯本的前面能寫出一篇像樣的序言。有不少譯者認為序言不重要，這是由于他們寫不出一篇好序言，只能寫出介紹性的文字，而不能對作品進行深入的分析。在國外，序言很重要，經典作品都要請專家來寫，指導閱讀，這是很有必要的。

　　記者：當下文學翻譯環境不理想，翻譯稿酬又比較低廉。作為一個在研究領域卓有成就的專家，其實靠申請研究項目掙經費，也遠比翻譯一兩本書來得實惠。實際的情況是，您在教學、研究之余，從來沒停下手中的譯筆。是什么促使默默數十年如一日堅持文學翻譯？

　　鄭克魯：我喜歡翻譯，譯書的過程中，我覺得是一種享受；如有自認為譯得不錯的地方時，便感到一種快樂；譯完一本書，我覺得了卻自己的一個心愿，完成了一項重要的使命，所以樂此不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