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偉：換個角度激活《儒林外史》

　　《禮與十八世紀的文化轉折：研究》商偉著，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2年9月第一版48.00元

　　安徽人吳敬梓在18世紀中葉所寫的《儒林外史》直到1803年正式刊行才逐漸從作者所處的文人小圈子進入到更為廣大的讀者視野。隨之而來這本書的影響越來越大，清末民初時它幾乎被視為從形式到內容都有別于傳統章回小說的另一種中國古典小說范本，之后陸續出現的“譴責小說”或多或少受到它的影響。在認可《儒林外史》在中國古典小說史上重要性的同時，對它的評價和解讀卻從來不乏爭議，不同年代背景和政治、社會因素都會左右它的分量。

　　近日，旅美學者商偉的《禮與十八世紀的文化轉折：〈儒林外史〉研究》在內地出版，這本書從《儒林外史》對儒禮的重建和存疑為切入點，對這部一直被冠以“譴責小說”之譽的佳作進行細致而頗有新意的解讀、研究。早在上世紀80年代于北京大學師從古典文學專家袁行霈、為古代文學史學者林庚做助手時，商偉已經對中國古典小說特別是明清小說的研究發生興趣。1988年赴美國哈佛大學讀博士的他干脆將研究方向確定在元明清小說戲曲，他當時的導師韓南(新西蘭人，中國古典小說研究專家)和后來曾受教的宇文所安(美國人，中國古典詩歌研究者)都是有國際影響的漢學大家�！绊n南是一心做學問的人，對學術很有分寸感和判斷力。宇文所安是真正的才子，想法層出不窮，和他交流很有樂趣�！彼�至今對這些亦師亦友的交誼念念不忘。在醉心于古典小說研究之外，商偉還涉獵思想史、文化史等領域，這些對他的研究主業無疑有著重要的促進作用。

　　雖然在國內讀書的時候商偉已開始發表學術論文，赴美后也以英文寫作出版過若干學術專著，但《禮與十八世紀的文化轉折：〈儒林外史〉研究》卻是他在中國內地出版的第一本書。接下來，他的《評點與圖像：〈紅樓夢〉現象及其它》即將在國內出版，而關于《金瓶梅詞話》的研究專著也在寫作中。

　　讀書報：你從什么時候對《儒林外史》感興趣的，最初的研究方向是什么？

　　商偉：把《儒林外史》當作研究對象是在我出國以后。上世紀80年代初我在北大跟著袁行霈老師讀魏晉南北朝隋唐文學的碩士，發表的文章都是關于初唐詩歌啊什么的。在北大中文系留系任教后，我做林庚教授的助手，幫他整理《西游記漫話》，那時我的研究已開始轉向小說了。當時的想法很幼稚，覺得已經不是詩歌的時代，詩歌太小眾，而且要出國用英文做研究，詩歌終究隔一些，研究小說就不太受語言限制。

　　那時候老有人說小說已死，但像《儒林外史》這么徹頭徹尾文人化的小說滲透到當時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怎么會死呢？

　　讀書報：看待一部小說可以從不同角度，你在這本書中則是用“禮”這一中國傳統文化中相當重要的部分去解讀《儒林外史》，而我們上學時學《儒林外史》都只是拿它當“譴責小說”來看，這種視角其實是被禁錮了。

　　商偉：語文教育對文本的解讀先入為主的成分太多，妨礙你真正去接觸、接近這部小說。能從一部小說里讀出什么，跟你的文學閱讀訓練有關，如果有個先入為主的判斷，甚至不需要讀這部小說也知道里面寫著文人的困境、墮落，官場的問題，等等。這只是結論，閱讀的樂趣在于發現問題的過程。

　　《儒林外史》似乎每個人都知道一點但又不全面，人們會說，難道我還不知道《儒林外史》嗎？從中學就開始讀了。既然這樣，我為什么還要寫這么一本書？對于這部小說的研究不能只停留在邊邊角角上，必須要遭遇它所蘊含的最主要的方面，要提出新問題，有新說法。這肯定是個負擔，自己要搭起架子，要有參照的方面，不然寫出來就是一盤散沙。

　　讀書報：在研究《儒林外史》及完成這部書稿過程中，你怎么確定不同方向的側重？

　　商偉：確實要經歷這個過程。體現在書中，第一部分關于“禮”，也是篇幅最大的部分；第二部分關于“外史”，外史到底是什么？是一種敘事形式，是關于時間和史的觀念問題；第三部分是說這部作品在敘述上的創新，《儒林外史》在它問世的時代確實是“新”的小說，它基本打掉了傳統小說中“說書人”的修辭框架。這個變化放在清代讀者眼中簡直是震撼，小說還能這么寫？它把小說徹底文人化了，任何文人關注的問題，親身的經歷、想象、傳聞、筆記，都能放在小說里。這幾乎是革命性的，今天回溯這些常常會失掉應有的震撼；“跋”里講的是詩意問題，人們都說《儒林外史》是諷刺小說譴責小說，這是非常保守的評價，它一定有正面的東西才能諷刺負面的東西，所以它也是詩意小說，詩意跟反諷如何共處，這是個問題。

　　《儒林外史》的前半部分寫得比較冷，抒情和詩意在后半部分才逐漸增多，吳敬梓寫了二十年，后半部分的寫法跟作者年紀漸大有關系，閱世多了自然更寬容一些，詩意是作者跟所寫對象的共鳴，而反諷是看到他們之間的表里不一。我不止把這些看作作者的敘述手法，而是作為他寫作和感受的一種方式，這樣的因素在小說里越來越多。最后我把這些跟“禮”聯系在一起，作為個人化部分，“禮”跟詩意體驗差不多。

　　說到《儒林外史》的作者和版本問題，我在“附錄”中解決了這些疑問，把人家用來說它是偽作的證據用以反駁對方的觀點。這部小說在時間的處理上有其當代性的一面，把小說原型所處的時代帶到小說敘述里，作者寫小說的時候，其中人物的原型，他的那些朋友就生活在他的時代，于是他寫著寫著就把書中原型的時間放到小說里了，于是出錯。之所以有這些錯，是因為吳敬梓改變了小說敘述時間的傳統寫法。他不斷在書中引進當下發生的事情，他的經驗時間和小說的敘事時間常常同步。這在小說寫作中也是革命性的，把小說變成開放式的，能夠進入當時人們的生活。

　　讀書報：為了寫作這本書，你做了哪些準備？

　　商偉：籌備過程說起來蠻有意思的，做研究是很有樂趣的事，我希望籌備的幾個環節有良性互動進而互相推進。一方面是考據，一方面是小說文本細讀，再一個就是理論性�？紦�是為了讓理論化過程有所依據，細讀是一種經驗積累，使閱讀變得敏感。細讀也離不開考據，必須有些名物之學，不然會有過度詮釋的問題。這些讓我覺得研究并不是主觀的，不是純粹的個人創作。研究的過程中是有發現的樂趣的，我不是科學家，但有些體驗是相通的。

　　讀書報：書里體現的觀點和研究角度是隨著研究的深入慢慢形成的？

　　商偉：當我著手研究的時候，心里對所研究的問題先有個大概，等讀小說文本讀到一定程度就開始帶著問題讀，這使得我的判斷會有分寸感，這很重要。像《儒林外史》這樣的小說并不是讀了從中找出對現實的投射就完了，小說中的內涵在半路上引領著我，我再在研究中跟它交匯，而不只是文學上的自我表達，否則就無從談起學術的客觀性。

　　讀書報：一般讀者讀過《儒林外史》但未必了解作者吳敬梓，他是個什么樣的人，他處在什么樣的時代？

　　商偉：這是一個好問題。作為小說，《儒林外史》是獨立存在的，所以我幾乎可以寫一本完全不涉及作者吳敬梓的關于這部小說的書，但對我來說作者又是相關的、擺脫不掉的，這部個人化的文人小說不止把作者的朋友們的經歷寫進去，就連作者本人也被放進去了，于是完全把小說和作者分隔開看待，對這部小說的閱讀和理解會有損害。另一方面，又不能把它當成傳記來讀。小說中寫的是一種期待，表達了文人們的相互期待和自我期待。

　　讀書報：你曾說18世紀隨著《儒林外史》、《紅樓夢》的出現奠定了文人章回小說這一文體，這一文體對后世的中國文學有何影響？

　　商偉：《儒林外史》是1803年第一次印行，出版后在江浙一帶有些影響，但真正產生更廣泛的影響要到19世紀末期。那時的很多譴責小說(比如《孽�；ā�)都從結構上模仿《儒林外史》。晚清和民國初年開始注重小說的社會性，《儒林外史》一下子很紅，當時的讀者把這部作品當作一面反映文人眾生相的鏡子。等到五四時期，這部小說像上天送來的禮物一樣，很符合當時的思想，人們又將這部作品當作反孔反科舉的小說來看。

　　讀書報：你的下一本書是關于《紅樓夢》的？

　　商偉：是本關于《紅樓夢》的論文集──《評點與圖像：〈紅樓夢〉現象及其它》，一年內應該能出版。我希望我的研究能把視野打開，不止是研究小說文本的評點，也研究圖像。從不同角度研究可以把這些古典名著重新激活。好的小說都有個圖像化的歷史。